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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孙中山致李晓生函时间再考

孙中山致李晓生函。图片由作者提供

余齐昭

2017年11月11日,《孙中山史事编年》《孙中山全集续编》发布会暨2017年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年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举行。笔者有幸被邀参加,并收到大会赠送的《孙中山史事编年》(以下简称《编年》)十二卷本和《孙中山全集续编》五卷本各一套。先睹为快,拜读史料丰富、印制精美的《编年》时,发现孙中山解临时大总统职后致李晓生函时间沿用王耿雄先生编《孙中山史事详录》之说,定在1912年4月3日(第三卷,第1307页)。而《孙中山全集》则编在同年4月17日(第二卷,第342页)。罗刚编著的《中华民国“国父”实录》定为同年4月15日(第三册,第1879页)。皆误。应为同年4月16日。

李晓生(李鉴鎏,1888一1970),广东番禺人,出生于新加坡。1906年在新加坡晚晴园晤孙中山,当日即加入中国同盟会。1910年赴英国,1911年考入伦敦大学波德斯学院读化学。不久武昌首义,孙中山由美至英,孙邀李晓生一起回国。李随孙一同回国。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,李晓生任总统府秘书。

为行文方便起见,现据李晓生公子李纾博士所赠影印件,将孙中山致李晓生函全文抄录如下:

晓生兄鉴:

宋君嘉树者,廿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,廿年来始终不变。然不求知于世,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,此公不无力。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,而隐则传革命之道,是亦世之隐君子也。弟今解职来上海,得再见故人,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。今宋君坚持弟住其家以话旧,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。

茲他亲身来客店,取弟之行李,请将两皮手包及一棉质杠及南京新买之皮袋共四件交他带回便可。

弟明日午后两三点当来客店略谈,然[后]赴自由党五点之约也。弟拟送汉民、精卫、仲恺兄并兄等以最好之洋服,并托宋君带公等往最好之洋服店做之,请兄等尽量做,多多益善也。

此候

晚安

弟孙文谨启 即晚

孙中山在函中谓,明日午后“赴自由党五点之约”,成为考证时间的重要依据。何日赴自由党之约呢?论者因视角不同,结论各异。

王耿雄先生在《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一1913》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考证,他根据上海《申报》1912年4月6日《公宴卸任总统》一文认为,孙中山赴自由党活动时间为4月4日,则于4月3日晚致函李晓生。孙中山4月3日下午由南京来上海,媒体报道“寓某君家”,他认为某君即宋嘉树。至于上海《民立报》1912年4月20日刊登《自由党记事录》一文谓“十七日午后七时孙中山先生偕马君武、胡汉民诸君到该党本部,党员开会欢迎”的报道,王先生则认为是以农历二月十七日记事,农历二月十七日刚好是阳历4月4日(第262页)。

1912年4月3日,解临时大总统职的孙中山于下午五时抵达上海,“孙总统下车后即往哈同花园暂住”(《革命史中之大结束孙总统解职来沪》,上海《民立报》1912年4月4日)。解临时大总统职的“孙逸仙君偕同总理唐少川于昨日下午五时乘坐专车来沪”,“闻孙君寓某君家,唐君则寓客利旅店”(《孙总统唐总理到沪》,上海《时报》1912年4月4日)。此处的“某君”未确指是谁。王耿雄先生考证是宋嘉树。此结论多为孙中山论者所采用。

笔者认为,4月3日晚孙中山住哈同花园无疑。

孙中山当晚住哈同花园并不奇怪。如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经欧洲、香港返抵上海时,应哈同所请,即赴哈同花园会见伍廷芳、黄兴、陈其美、汪精卫等多人,并在该处稍留。为安全与工作方便起见,当晚由沪军都督府安排住宝昌路408号,法国工部局派员护卫住所。次日,黄兴、沪军都督陈其美在哈同花园欢宴孙中山。又如,1912年2月19日,孙中山夫人卢慕贞、女儿孙娫、孙婉,侄女孙霞,佣妇阿清,由邓泽如护送从槟城抵达上海,“沪都督陈其美派员迎接孙夫人等,住于沧州别墅,下午孙哲生迎其母妹等迁寓于哈同花园。翌日入南京”。邓泽如又于“3月25日随同孙眷属卢夫人及其女公子等由南京乘专车至上海,孙眷属寓于哈同花园”(邓泽如《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》,正中书局1984年版,第84页)。犹太富商哈同(1851一1931)与革命党有联系,对孙中山相当尊敬与爱戴,孙中山对他们夫妇也很信任。受哈同邀请,孙中山解职后的4月3日至6日即住哈同花园,与两女会合(孙娫、孙婉从3月25日起一直住在哈同花园)。4月6日,孙中山为感谢哈同的盛情款待,特与哈同合影留念,合影者除孙中山与哈同外,还有孙中山的两个女儿孙娫、孙婉,孙中山的秘书宋蔼龄,顾问端纳和他们的友人黄宗仰(《孙中山图典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,第63页中右图)。6日晚,孙中山及其子女、随员等赴南京,7日赴武汉访问。4月14日晚由卾返抵上海。据《民立报》4月15日报道:孙中山“于昨日午后五时半抵沪,船泊高昌庙制造局。局中人未得消息,不及供张,拟电陈都督,孙君止之。旋自雇马车,与从者偕赴三马路客利旅馆。孙君与其男女公子宿友人宋君之家。延见宾客则在汇中。孙君本拟即日赴粤,唯招商轮昨早已开赴香港,次当发者,乃泰顺,泰顺正在制造局船坞修理,非迟三四日不能行,故孙君不得已而滞沪也”(《孙前总统抵沪记》,《民立报》1912年4月15日)。

这是孙中山返国就任临时大总统至解职后媒体首次报道他住宋君(嘉树)家。作为朋友,在解职后的不足半个月内,不可能前后两次都住在同一个友人家,这也是常理。既然孙中山这次从武汉返抵申江时住宋家,就不太可能4月3日从南京抵沪时也住宋家。而且《民立报》也确指4月3日孙往哈同花园暂住。再者,4月3日孙中山是从南京抵沪当天就住哈同花园,行李是从南京运抵哈同花园的,而4月14日从卾抵沪时孙中山“旋自雇马车,与从者偕赴三马路客利旅馆”。所以,孙致李函中有宋嘉树“茲他亲身来客店,取弟之行李”句。可见孙中山4月14日晚才赴宋嘉树家住的。如果不是船期有误,就没有这段趣味盎然的历史故事了。然而,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记载孙中山4月3日及4月14日两次抵沪时均住宋嘉树家,有误。

如上所述,只有4月14日那一次。为何会有这样的误差呢?笔者认为有如下两个原因。首先,在孙中山致李晓生函中有“弟今解职来上海”句,一般认为是特指今天4月3日孙中山自南京解职后首抵上海这一天,如台湾版《“国父”全集》即据函中“弟今解职来上海”之句而定该函写于“1912年4月(当在四月三或四日)”。但笔者认为孙中山从4月3日后遍访上海、武汉、福州、广东,再至北京等全国各地,均可认为是孙中山解职后的访问活动。如同年4月21日孙赴广东途经福州时,在福州群众欢迎大会上演讲时开头便说:“文以解职旋粤,便道过闽。”又如5月15日孙中山在广州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中,就有“文适解职归来”之句。从这些讲话中就好理解孙中山4月14日访问武汉后返抵申江时为何仍称“弟今解职来上海”的含义了。

其次,函中有“弟明日午后”“赴自由党五点之约”句,这是确定孙中山哪天晚上致李晓生函的关键句。孙中山赴自由党之约《上海时报》1912年4月6日《公宴孙中山》报道孙中山应李怀霜等人的邀请,出席4月4日宴会。报道全文如下:“昨(前)日午后七时,李怀霜、周浩、林与乐、周桂笙、谢树华、杨鸿春、经润山、营三、余菊农、刘艺州、潘月樵、汪炳、余伯陶十余人公宴孙中山先生及孙科、胡汉民、张溥泉、吴稚晖、马君武、王宠惠、汪精卫、邓家彦、陈英士、沈虬斋诸君于礼渣西餐馆,王、汪二君因事未至。酒半,李君代表起致颂辞,并及自由党事,请先生莅任主裁。孙先生答辞,情恳意切,谓:党派多少,足觇人民程度高低,今日政党过多,宜亟谋联合,鄙人对于自由党极愿商榷政见云云。陈英士、吴稚晖二君各有演说,皆淋漓尽致。九时后尽欢而散。并闻当时有外人来摄一影,以为纪念。”《申报》也有类似报道。

另外,《民立报》1912年4月20日又刊登《自由党记事录》一文:“十七日午后七时,孙中山先生偕马君武、胡汉民诸君到该党本部,党员开会欢迎,由副主裁李怀霜君起言:我党人公举中山先生为正主裁,颇蒙提倡,我侪应起立以谢嘉惠,众起立。次先生演说:当此共和时代,无论政党、民党,有监督政府之责。现在党势薄弱,恐难达此目的,唯具此心力谋进行,对于民党前途,获益匪浅云云。先生对于自由党属望甚殷,在座均感激也。”两种报纸,前后两次报道孙中山出席自由党的集会,可在王耿雄先生编的《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一1913》一书中考证为一次,认为“17日,可能是阴历二月十七日,那天正是阳历4月4日”。笔者以为这种推测证据不足。

两次会议,不但时间不同,出席人员及人数也不同,开会地点、会议内容均各不相同,不能认为是同一次会议。

首先,是时间不同,在没有确凿史料佐证17日是农历(阴历、旧历)即阳历4月4日时,应认为是阳历4月17日。同是《民立报》,在同年4月18日刊登一篇苏州自由党支部《党员开会》通知一文,中有“今定于旧历三月一日假长春巷全浙会馆开党员大会”之句,特别指明旧历三月一日,没有特别指明的,一律以阳历月日行文记事。因此,17日没有特指旧历(阴历)则是指阳历无疑。

其次,两次会议出席者及人数不同,在4月4日的宴会上东道主列名者有14人,客人并孙中山,列名者10人,参加者8人,而4月17日的会议,主办方列名者只有自由党副主裁李怀霜,而被邀者也只有孙中山、马君武、胡汉民而已。

第三,也是最大的区别,是开会的地点不同:4月4日宴会在礼渣西餐馆,而4月17日开党员欢迎会是在自由党本部长春巷全浙会馆的张园。

第四,两次会议内容不同,4月4日是公宴孙中山,在公宴会上公举孙中山为自由党主裁,孙中山应允(《孙中山史事编年》指孙中山“婉拒自由党请任该党总裁”,不确);4月17日是孙中山以自由党正主裁身份到该党本部接受该党党员的欢迎,何以见得孙中山已在4月4日公宴上接受了主裁职呢?因为4月17日这次会议一开始,副主裁李怀霜(4月4日前任主裁)起身发言就说:“我党人公举中山先生为正主裁,颇蒙提倡,我侪应起立以谢嘉惠,众起立。”正因为孙中山在上次公宴上被举为正主裁,所以4月17日“到该党本部”接受“党员开会欢迎”,与党员见面并演说。此处所录演说词与《孙中山全集》所收录的应是“同题异文”(第二卷,第343页),而与4月4日在公宴上的讲话不同,《孙中山全集》所定日期为1912年4月18日,误。应为4月17日。已知孙中山赴自由党之约为4月17日,因而孙中山致李晓生函时间应为1912年4月16日晩。

此外,支持孙中山致李晓生函为4月16日晚观点的另一重要佐证,就是收信人李晓生本人对该原函作的题跋,如下:

“总理此函乃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府结束后命余随侍游卾回沪时所赐。余玄岁家居养病,偶翻旧籍复发见之,迄今二十余年。总理既逝而函中诸子亦零落几尽,加以国事蜩螗,外患日亟,又岂当时总理所及料哉。回首前尘,曷胜感慨。所称宋嘉树先生者,即宋氏夫人庆龄之父也。民国二十六年春李晓生谨识。”

在此,李晓生确指该函是他随同孙中山访问湖北后回上海时所赐。孙中山从湖北抵达上海至赴粤,滞沪时间为4月14日晚至4月18日凌晨。然后孙于18日晨四时乘招商局泰顺轮赴粤。又已知孙中山赴自由党之约为4月17日,因此,孙 中 山 致 李 晓 生 函 时 间 为1912年4月16日晚,当无疑。

余齐昭,学者,现居广州,著有《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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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余齐昭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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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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